可靠股票配资公司他出身革命家庭，却深陷腐败漩涡受贿上亿，放弃上诉平静接受死缓

2009年7月中旬的合肥，看守所里一切如常。监管人员念出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时，被告席上的陈同海只是在短暂的沉默后，点了点头，没有情绪激烈的反应，也没有过多辩解。家属小声说了一句：“要不咱们上诉？”他摆摆手：“就这样吧。”这一幕，和他父辈经历过的那种生死考验，形成鲜明对比。

有意思的是，若把时间往前拨回七十多年，陈家在战火年代面对的，是另一种生死抉择。一个是为民族存亡奔走的革命者，一个是在和平年代深陷贪腐的“商界明星”。同一个家庭，两代人的命运轨迹，竟偏离到了这种地步，这件事本身，就足够耐人寻味。

一边是抗日救亡与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，一边是市场经济浪潮中权力与资本的勾连。父亲陈伟达在革命年代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，终身以党性自律自持；儿子陈同海则在企业改革和城市建设的浪头上迅速崛起，后来却在几乎相同的“决策权”面前，走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。两人的人生，恰好把“出身”和“选择”这两个词，拆得干干净净。

对于许多四五十岁、亲历改革开放全过程的读者来说，这样的对照并不陌生。不少家庭里，都有过“上一代打江山、下一代享福”的真实场景。遗憾的是，有些人没能守住底线，搞到最后，不仅毁了自己，也让老一辈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荣誉蒙尘。陈同海案，就是这一类故事中影响极大、讨论极多的典型。

一、父辈硝烟中的抉择

时间要拉回到1937年。9月淞沪会战爆发后，日军压力逼近，上海局势日益紧张。10月间，上海的青年学生自发组织起各种抗日救亡团体，大中学校学生会、社团纷纷响应，据当时的统计，参与的团体超过四十个。这些学生不是军人，却在宣传抗日、救护伤员、组织募捐方面冲在前面，成为当时上海街头一道特殊的风景线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这些看似“学生自治”的行动背后，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有组织地进行引导。为了把零散的学生力量有序整合起来，党组织派出了一批骨干参加领导工作，其中就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陈伟达。1937年初，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之后进入上海学生界开展领导工作。短短几个月内，他协助推动上海学联等组织的抗日活动，影响力迅速扩大，在当时的中共地下工作中，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

抗战全面爆发后，战火很快从大城市蔓延到内地。1938年8月，根据组织安排，陈伟达被派往苏北地区，承担开辟新根据地的任务，重心是军事工作。苏北当时局势复杂，既有日伪势力，也有国民党军队，此外还有地方武装杂处，稍不注意就可能被多方夹击。在这种环境下，他一面依托与部分国民党军人之间的旧关系，开展统战和争取工作，一面发动当地工人力量，组建工人抗日武装，协助新四军在苏北站住脚跟。

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，苏北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和组织体系都发生了明显变化。新四军部队在那一带的行动空间被逐步打开，一些要点据险之地逐渐被掌握，群众基础也随之巩固。不得不说，这些成果背后，有不少是像陈伟达这样中层骨干日夜奔走的结果，而他本人在这种环境中也积累起丰富的警卫、情报和保卫经验。

之后，随着新四军和苏北根据地形势的发展，陈伟达又奉粟裕之命，负责全区保卫工作，带队开展清查汉奸、打击特务、建立保卫制度等任务。那时的苏北，潜伏的日伪特务、打入机关的敌对力量并不少见，稍有疏忽，就可能出现情报泄露甚至领导机关遭袭的情况。为此，保卫系统在全区逐步建立起一套较为严密的制度，对机关驻地、通讯往来、干部出入进行规范，这也是后来解放战争中许多机关能够比较安全运转的重要基础之一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形势很快发生变化。中共中央考虑在大城市中发动武装起义，接管政权。按照当时的部署，陈伟达原本被派往上海，参与筹备城市武装起义。上海是旧中国的金融中心，租界林立，力量错综复杂，若在此一举成势，意义不言而喻。但随着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，加上准备条件还不成熟，中央很快叫停了这次起义计划。接到通知后，他奉命回到新四军军部，转而投入即将全面展开的解放战争。

1946年至1949年，华东战场逐步成为解放战争的主战场之一。粟裕、陈毅等率部先后在苏中、鲁南、孟良崮等地取得关键战役胜利，华东野战军由此迅速壮大。作为从抗战时期就一直在苏北、华东一线工作的干部，陈伟达也随部队辗转南北，为这些战役提供组织和保卫方面的服务保障。当然，这类工作往往不显山不露水，却决定着前线和后方能否协调顺畅。

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许多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干部转入地方和中央机关工作。陈伟达先后在浙江、天津等地担任要职，先是浙江省委副书记，之后又调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，后来进入中央政法委担任副书记，工作范围扩大到全国。可以说，从学生运动、苏北开辟、解放战争，到新中国政权建设，他几乎完整参与了共和国前期的主要历程，在公开出版的多种资料中，评价大多集中在“有战功”“有能力”“作风严谨”等方面。

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，外人普遍会认为，子女多少会带点父辈的影子。陈同海1948年9月出生在山东惠民，那时解放战争正处在关键阶段。几年后全国基本解放，他的童年是在新政权建立不久的氛围中度过的，家里来往的，多是军队干部、地方领导，谈论的主题，常常是战事、建设、纪律、组织之类的话题。这种环境，对一个孩子性格的塑造，其实很深远。

二、从炼油厂到“掌门人”

时间走到1980年代初，国家开启改革开放新阶段，大型国有企业成为推动工业现代化的重点力量之一。石化系统当时属于资本密集、技术密集型行业，对国家经济发展举足轻重。1983年，35岁的陈同海进入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镇海炼油化工总厂工作，走上企业管理的前台。

镇海炼化当时还不算“巨无霸”，但地处沿海，紧邻航道，有天然的地理优势。关键在于，能不能抓住国际石油市场和国内需求结构变化的机会，把它做大做强。陈同海在这个节点进入，是赶上了一个风口。那几年，他在厂里分管的工作涉及引进技术、协调原油供应、优化生产结构等事务，算得上是摸得很清的业务型干部。

有一件事情，在不少业内报道里被反复提及：为解决原油配套和加工能力问题，镇海方面决定引进一套关键设备，涉及到外汇使用、国内审批和多部门协调。陈同海利用自身的“沟通能力”，一趟趟跑部委、跑外方，把设备引进落实到位。设备投入使用后，很快提升了装置运行水平，企业效益明显改善，镇海炼化成为大陆率先进入世界级炼油厂行列的企业之一。这一阶段，他在业内的口碑还是偏正面的，被认为能干、懂行、肯担责。

1986年底，组织上对他作了新的安排，他离开镇海炼化，转而主政宁波经济建设工作。宁波在当时并不是一线大都市，但沿海位置明显，港口条件好。地方要发展，就得在开放上动脑筋。陈同海在宁波期间，围绕招商引资、基础设施建设、产业布局等方面做了不少事情，有统计显示，宁波的经济技术实力在这段时间确实有明显提升。那时候接触过他的人回忆，陈同海在会议上语速不快，话不多，行事看上去比较低调，调研也下得去，发展思路相对清晰。

有意思的是，正是在这段“政绩上升期”之后，他重新回到石化系统，并逐步走向权力顶端。1998年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组建后，他出任副总经理，成为中石化的“二把手”。五年后，又被扶正为董事长兼总经理，掌管这家庞然大物。那时的他，在集团领导层中属于最年轻的一批，人们对他的期待不小，媒体报道也经常使用“改革型领导”“经营能手”这类表述。

权力越大，所掌握的资源就越多，这一点在超大型国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。中石化不仅涉及油气勘探、炼化、销售等完整产业链，而且与各地政府、银行、外资企业都有密切合作，项目动辄上亿甚至上百亿。一位能够拍板的人，对资金投向、项目落地、设备采购、人事任用等方面，都有很强的话语权。

就在这一时期，陈同海的“花钱观”逐渐暴露。根据后来公开的报道，他曾对身边人说过一句话：“每月交际一二百万算什么，公司一年上缴税款二百多亿。不花钱，怎么赚钱？”这句话乍一听似乎是在为“公关开支”辩护，但细想之下，逻辑很危险。一旦把“花公款”当作理所当然的工具，界限就变得越来越模糊，个人消费、关系费用、公务开支，很容易混在一起。

事实也证明，他不仅在公款消费上“挥金如土”，而且在工程项目、土地开发、业务合作中，严重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。调查结果显示，他受贿数额高达1.9亿多元，涉及多家企业和个人。这里面既有现金，也有房产、股权、服务性好处等形式，时间跨度长，金额巨大，在当时的腐败案件中属于震动极大的类型。

三、“腐败联盟”与审判现场

要说陈同海案何以暴露，就绕不开另一位关键人物——杜世成。杜世成曾任山东省副省长、青岛市市长，在地方也算“政绩人物”。2001年前后，青岛谋划打造“大炼油”项目，试图利用港口优势，发展大规模炼油和相关石化产业。这一构想，和中石化的扩张需求不谋而合。于是，陈同海和杜世成开始频繁接触，双方合作推进这个项目。

从纸面上看，青岛“大炼油”项目完全可以包装成一项“推动地方发展”的重大工程：投入大、带动强、周期长。表面上是区域经济规划，实际上，工程建设、土地流转、资金安排等环节都为权钱交易提供了空间。据后来查证，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了挪用建设资金、土地开发违规等一系列问题，相关房地产项目也在其中穿插运作，资金流向复杂，存在明显的权力寻租痕迹。

更具讽刺意味的是，在利益捆绑之外，陈同海和杜世成在个人生活上也纠缠不清。通过他人介绍，李薇先与陈同海建立起“密切关系”，之后又在陈同海牵线下结识杜世成，成为杜的情妇。三人围绕项目、资金、情感形成一种诡异的“联盟”，这种畸形关系，在不少纪实报道中被形容为“权、钱、色交织的腐败链条”。从法律角度看，男女关系本身不构成犯罪，但在权力交易中扮演“中介”和润滑角色时，问题就变得十分严重。

2006年，随着中央反腐力度加大，杜世成被立案调查。青岛大炼油项目、中间的资金流向逐渐被翻出来。在调查延伸过程中，陈同海的问题随之浮出水面。有关部门注意到，中石化与青岛合作项目中资金安排异常，一些与陈同海关系密切的企业和个人，利用项目谋利的情况十分突出。相关线索被层层上报后，调查范围迅速扩大。

2007年6月，在上级压力之下，陈同海向组织提交了一份书面检查。从公开报道来看，他在文字上承认了一些“工作中的疏忽”和“作风问题”，试图把问题控制在一个相对可控的范围内。但这一动作本身，反映出他已经意识到“上面在查”。之后的事实也印证了这点：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，他频繁操作资金账户，转移资产，提取和转走的资金超过一亿元，为潜在的外逃做准备。

然而，在当时的监管和侦查体系之下，这种行为并没有逃过监控。相关部门对资金流向进行追踪后，很快锁定了关键账户和关联人员。随着证据链的完整，案件性质从“经济违纪问题”迅速升级为严重职务犯罪。对陈同海的立案侦查正式启动，范围不仅包括中石化时期的行为，也追溯到他在地方任职时的部分问题。

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，细节开始被社会广泛关注。行贿人的身份、行贿方式、受贿金额、时间节点，这些都被逐渐披露。许多普通民众在看到“1.9亿”这个数字时，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人能收受的数额，有人甚至算了一笔账：按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，几百年都挣不到这么多钱。正因为如此，舆论中对案件的愤怒情绪相当明显。

2009年7月15日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：陈同海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，缓期两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死缓判决一经公布，不少人表示无法理解，认为以其受贿数额之巨，应当立即执行死刑。然而，司法机关在量刑时有一套相对完整的考量体系，不仅看数额和情节，也看被告的认罪态度、退赃情况以及对侦查提供的协助。

据参与办案的有关人士介绍，陈同海在案发后，主动退缴了全部赃款，并提供了其他人犯罪线索，配合调查力度较大，认罪态度相对较好。在现行法律框架下，这些因素会对量刑产生直接影响。经过综合考量，法院最终作出死缓判决。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，若在死刑缓期执行的两年内没有故意犯罪，且有悔改表现，期满后可以依法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，在陈同海案中，相关报道提到其死缓期满后可能被减为二十年有期徒刑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一审判决后，被告人依法享有十天内提出上诉的权利。对很多大案要案当事人而言，即便胜算不大，也会提出上诉，以期在量刑上再争取一点空间。但在这个案子中，陈同海拒绝了家人的劝说，没有提出上诉。这种态度，可以理解为一种“认账”，也可以看作在巨大压力面前的一种放弃。无论如何，这个选择，让案件的审理程序相对快速地走向终结。

案情公开后，社会各界的讨论很快蔓延到另一个层面——他的家庭背景。媒体提到，他出身于著名革命干部家庭，父亲为新中国的建立和政权建设付出了一生心血，有战功、有口碑。对照之下，儿子却在和平时期用权力换取金钱和享乐，让这个老革命家庭蒙受耻辱。有人感叹：“陈老一辈人打了一辈子仗，没给组织抹过黑，晚年却要面对这样的结局。”

从法律角度看，个人犯罪只能由个人承担，不能把责任简单推到家庭。可在中国的社会语境里，“祖宗脸上有光”这句话，对很多老一辈人来说有着很重的情感意味。对于陈伟达这样的老干部，看到自己的儿子被公开宣判受贿上亿，判处死缓，心理冲击可想而知。史料报道中虽未详细记载他当时的反应，但“失望”二字，几乎成为各类文章中反复出现的评价。

回看这一前一后两代人的轨迹，一代人在枪林弹雨中冒着生命危险，通过严格组织生活和纪律约束完成任务；另一代人在改革开放的舞台上，从技术干部成长为大型央企“掌门人”，却没能守住权力的边界。出身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清廉，家庭履历也不是一张终身免检的“政治安全证明”。制度之下，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这一点，在陈同海案中体现得非常直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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